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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某某信用卡诈骗案

发布时间:2020-03-30  【字号: | |


关键字: 恶意透支 信用卡 催收


基本案情:201212月份,被告人郝某某带领其妻子,在中国光大银行申领了光大银行“乐慧金”卡,初始信用额度50万元,该卡申领成功后,被告人郝某某使用该卡进行透支,20163月最后“自动”还款0.02元,之后再无还款。截止20172月已出账欠款累计50余万元,期间光大银行多次向郝某某等二人进行催收,其二人始终不予归还欠款。


审理结果:承办人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据犯罪嫌疑人郝某某在办理信用卡时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建议补充侦查此方面证据,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案件分析:司法实践中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入罪条件把握不一,证据标准不同,使得司法机关在实践中面临着或“难以归罪”或沦为银行“索债工具”的困境。主要困难在于,一是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认定,二是客观上催收流于形式,取证粗浅。


一、恶意透支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1.司法解释中的认定


不同于伪造信用卡、使用作废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这类信用卡诈骗行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行为人本身是合法的持卡人,其使用信用卡透支是与发卡银行之间正常的合同行为,从透支本身的外观来看没有任何的瑕疵。因此便要明确其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虽然非法占有目的仅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但亦能通过客观予以反映。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第六条第二款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做了如下规定:()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上述规定对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实践中的困境与审查


虽然两高出台了上述司法解释,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上述标准的认定却实难把握,单就“明知”这一点该如何确定,就存在诸多分歧。笔者认为,认定持卡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全面审查持卡人的经济状况。


首先需要收集证据证实持卡人申领信用卡时的个人资产和收入情况。按照一般信用卡发卡流程,关于个人资产和收入情况是需要发卡银行工作人员确认核实的。而现实情况是,为了扩大市场占有额,一些发卡银行将发卡任务下派到个人或其他机构,而为了完成发卡任务,相关机构及人员帮助申领人伪造假的工作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线上发卡业务、电子卡业务的不断扩大,这一审核更是日渐虚化,申领人仅需在网上填写相关信息便可申领信用卡。某种程度上对于发卡行而言,此举无疑扩大了市场占有额,但这也为日后的犯罪埋下伏笔,更在侦查机关取证时,造成了该部分证据因系伪造或流于形式而无法采信的情况。笔者认为,信用卡不同于一般的借记卡,本就依赖于“信用”而生,更应该认真核实申领人真实、客观的经济状况,对此发卡银行应当从严、从实审核,而不能为了一时业绩,为犯罪提供可乘之机。


其次核实持卡人的还款记录、信用记录、信用卡张数、资金去向等。持卡人的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审查上述几点也可推断出。从还款记录来看,除了那种一次性透支大额资金后弃卡这种显而易见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大多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案件的持卡人都会有一段时间较为良好的还款记录,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结合持卡人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是否同时申领多张信用卡透支以及资金去向等进行推断。如果持卡人在无收入或者负债大、预期收入低的情况下,仍大量透支或使用多张信用卡透支,出现肆意挥霍资金,购买高端奢侈品、出入奢侈消费场合的情况。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后,充分考虑持卡人在被催收后的抗辩事由以及协商还款行为。如果持卡人在透支时具有良好的经济状况和预期收入及还款能力,仅因突发情况或经济状况突然恶化,如家庭变故、突发疾病、人身意外、政策导致经济状况恶化等,则应当认定其主观上不存在预见未来无力还款的可能性,一般不宜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笔者曾办理的一个案件,行为人原本从事自行车零部件生产行业,在共享单车兴起的前期,自行车相关行业迎来了行业发展的春天,然而随着各个共享单车公司竞争加剧以及各地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共享单车的投放等因素,一下让自行车行业从高峰跌落谷底,多个公司出现跑路、倒闭等情况。该案行为人经营的公司因上述原因不仅生产量锐减,还出现大量订单跑单、合同违约等情况,导致经济情况恶化,再无力偿还信用卡。而经发卡行多次催收,行为人始终承诺还款,从未出现躲避银行追债等情况,因此该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就难以认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最终该案未做起诉处理。


二、多元化催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入罪条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两个要件,缺一不可,相较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性比较大的构罪要件,催收制度显然更具有客观性,也更容易通过客观证据予以确定。因此催收制度的完善,是完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更具现实性的操作。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信用卡犯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复函》(法研【2010105号)对催收明确要求:“发卡银行的‘催收’应有电话录音、持卡人或其家属签字等证据证明。‘两次催收’一般应分别采用电话、信函、上门等两种以上催收形式。” 两次催收应当指的是两次有效催收,而非两次程序性的催收。虽然上述复函对银行的催收有明确的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银行催收的有效性却不尽人意。


1.现行催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方式,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中关于催收的证据一般是由发卡银行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在经形式审查后,通常司法机关都会采纳。但既然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其证明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应当经得起刑事司法证据的检验。司法实践中,发卡银行一般都会提供两种以上的催收方式,但大部分的发卡银行仅仅提供表格形式的催收记录以及上门催收的照片,送达的催收函等。以上催收形式较为单一,并且难以辨别是否客观。例如仅仅通过上门催收的照片无法看出具体的拍摄日期,有些催收照片中甚至未见人,仅有一些房屋,实难体现催收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再如表格形式的催收记录,仅通过表格及文字难以看出催收是否真实客观,因为这种流于形式的书面证据十分容易制作和伪造,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不仅催收形式单一,催收内容也过于简单。有些发卡银行的催收证据甚至不能体现出催收对象是谁,更遑论有效催收。笔者认为,不管是何种催收方式,都应当体现出催收内容的完整性,一次完整的催收应当包括催收时间、地点,明示双方身份,明确欠款金额及期限,明示法律风险和责任等。


2.完善多元化的催收方式


笔者认为,除了收集制作传统的电话催收记录等较为简单的书面证据,更应该注重视听资料等证据的收集。相对于客观性和真实性较弱的书面催收记录,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证据无疑更具有说服力。因此,应当向各发卡行明确提出重视音像证据的收集,增强催收人员证据收集意识。例如电话催收时,应留存电话催收的录音资料,并且在进行电话催收时应当明确表明致电时间、双方身份、欠款金额及期限、法律责任等,确保录音内容完备。另一方面,对于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应当适度扩大取证范围,例如上门催收未找到持卡人,或者持卡人已变更住址的情况下,应当寻找持卡人所在村、居委会或者邻居、亲友寻求见证,并对催收过程实行录音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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